176页报告辟谣自动化时代的就业危机

  

近十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爆炸正在重塑新一轮社会经济格局。这些创新极大地改变了就业市场形势，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未来工作的思考和探讨。

 

本文推荐来自世界银行的2019世界发展报告（草案），从新兴技术的社会影响出发，盘点劳动力市场的再培训、再就业需求，以及资本、政府的社会职责。

以下为整理呈现的干货：

 

一、变革与失业

 

关于技术变革导致的失业担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马克思认为，机器不仅是工人们的竞争对手，而且总是在制造问题，它是压制罢工的最有力武器；经济学家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1年警告称，技术的发展将带来普遍的失业问题。

 

▲各国自动化可能对就业带来冲击的情况预估

 

尽管如此，技术仍然马不停蹄的发展，提高着全球的生活水平，延长着预期寿命，基础医疗和教育进一步普及，人均收入（对于大多数而言）是增加的，全球被更紧密的联系起来，人们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

 

根据欧盟2017年3月的一项调研显示：74%的受访者认为技术将有利于就业，64%的人认为技术将促进社会发展，67%的人认为技术将改善生活品质。

 

▲欧盟调研《对数字化和自动化的影响的态度》（第一问：最近的数字科技在经济、社会和生活质量上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二、制造业迁移的“末班车”

 

发达经济体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自动化正在导致制造业的下岗现象，那些负责例行任务的工人是最容易被新技术取代的，相应的，技术催生的新工种需求又往往需要高级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人力资本指数（评估方式：出生/存活率、教育、健康）

 

因此，在缺乏补贴政策的发达经济体，工人们被迫选择低工资或者暂时失业。与此同时，自动化侵蚀了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导致非洲或南亚的制造业就业没能被建立起来。

 

在这种工作本质的变化中，劳动力供求的平衡遭到了破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中东和南亚，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加入劳动力市场，却面临着不确定的市场需求。大型正式私营企业仍然太少，且他们的发展仍然受到贸易壁垒、国内偏见、技术发展缓慢等问题的阻碍。

 

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最大的担心，来自自动化对开放贸易的就业利益、投资等的冲击。换句话说，一些非洲和南亚国家无法再走中国和越南的路，朝着工业国家发展了。

 

此外，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关注面向出口的服务部门建设，以实现人力资源积累，为商业需求建立基础设施以及配套的法规和税收制度等，从而创造正式就业。

 

三、过渡恐慌与误解

 

上述“程式化”的技术取代劳动力的论调主宰了新时代工作本质的讨论，但研究表明，其中只有一部分是对的。

 

▲制造业就业在全球范围内稳定

 

1. 工业化靠等产业转移？

 

首先，持续引发社会恐慌情绪的所谓的工人末日（机器人取代工人）并不准确，技术对岗位的威胁被夸大了。历史不断地给我们上课：技术进步不会是工人末日；制造业就业数据也表明，即便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就业机会在流失，但中国和越南提供了更多的工作。

 

▲机械化和创新的力量将塑造就业

 

▲机械化和全球化对整体就业的影响

 

高收入国家，比如新加披、西班牙、葡萄牙，制造业就业率确实比1991年下跌了10%多，但相应的，服务业就业率在上升。低收入国家，则从1991年开始（到2017年），制造业在劳动力就业中的比重就一直在10%稳定，中上等收入国家这一比重维持在2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的这一比重（由于贸易开放和收入/需求增加）则经历了16.4%到18.8%的提升。

 

典型的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有：越南，在1991和2017之间制造业就业的比例从9%上升到25%；老挝，制造业就业的比例从3.2%上升到9.7%。在此期间，这些国家迅速提升人力资本，把高技能的年轻工人结合新技术升级生产。

 

可以说，人力资本结合技术的升级是这些国家赢过同样发展基础国家，推进工业化/制造业就业稳健增长的主要原因。

 

▲新兴经济体中人力资本在形成生产力和提高工资方面的作用

 

工作本质变化的背后是两种驱动力。

 

• 连通成本的下降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偏向资本密集型出口，发展中经济体偏向劳动力密集型出口；

• 收入的增加意味着消费的升级，新产品数量也在增加。

 

这两种力量增加了对劳动力的整体需求，进一步增加了财政。

 

▲高、低技能工人的薪酬差距

 

2. 技能要求升级致贫富差扩大？

 

技术正在重塑工作所需的技能。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于认知技能、专业化（job-specific）技能、社会情感（socio-emotional）技能的工作需求正在暴涨。此外，数据表明，技术进展将增加对高技能职工的需求，低端技术人员的劳动力市场将会萧条。

 

技术，特别是社会媒体，被认为致使了很多经济体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但这并没有数据支持。

 

最新评估显示，在相当多的发达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现象一直在上升（30个国家中有11个），新兴经济体（亚美尼亚、保加利亚、喀麦隆和土耳其）的收入不平等反而在下降或持平（2008到2015年间41个国家中有37个）。

 

在巴西，基尼指数从1993年的60.12降到了2014年的51，同期，十强纳税占整体税前收入的比重从56%降到了55%。由于中学和大专教育的扩招，推动了人力资本的发展，赋予了更多的正是就业，是这一趋势的解释。与从同时，社会安全网络（social safety nets）的扩张也为穷人提供了支持。

 

▲各领域，男性的在职数量超过女性

 

在俄罗斯，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2007和2015之间，基尼指数从42下降到38，十强纳税占整体税前收入的比重从52%下降到47%。这段时间里, 小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就业，促使大公司提高工资水平。与此同时，提高工人的总体教育水平，特别是女性工人，加上整体技能溢价的降低，也减少了不平等。

 

当然，在过去十年中，也有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不平等现象有所上升。喀麦隆的基尼指数从2007年的43上升到2014年的47，这主要是因为脆弱的商业环境、投资环境和农业生产力，以及矿物燃料出口的增加，助长了不平等现象的扩大。

 

3. 无保障零工时代来临？

 

到2030年，人跟工作的关系会变得更主动，不是人找工作，而是工作找人，也就是零工经济（gig economy）：公司/组织寻找独立的工作者合作短期项目，工作形式更为灵活并允许远距离工作。

 

对此，人们开始担心工作/社会保障问题。

 

德国的数据显示，活跃的零工经济占比不到0.8%，全球自由职业者约8400万（不到35亿劳动力市场的3%）；此外，部分自由职业者并不完全自由，他们有传统职业（在美国，这类自由职业者占三分之二），兼职自由工作只是为了创收；而在注的自由职业者中，并不都是活跃的（在澳大利亚，真正接活儿的在注自由职业者也就10%）。

 

换言之，自由职业并没有成为主流趋势，自由职业的增加只占劳动力市场的很小一部分，它们只是相比于传统的非正式合同更让人能够接受，且能够作为创收形式。

 

▲非正式工作比正式工作提供的报酬更低

 

4. 非正式性亟待改善

 

过去二十年，在发展中经济体中，非正式的情况没有大幅度减少。尽管商业环境在优化，但有些地区的非正式工作依然存在，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比例甚至达到了90%（赞比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国家的非正式工作情况约占80%），新兴经济体的比例也有55%。

 

▲在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中，非正式性仍然存在

 

就算工作本质在改变，部分国家的非正式工作占比也没有变化，甚至增加：秘鲁过去30年稳在75%，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2000到2016年也稳在75%，南亚更是从世纪初的50%涨到（2010-2016年的）60%。

 

在全球，工人的非正式合同和缺乏社会保护等问题亟待改善。

 

▲超过一半的工人在非正规经济中（选定的国家）

 

 

四、十一条政府建议

 

以下是世行针对，技术变革引发的工作本质变化，给政府支招的11条建议：

 

1. 凝聚个人、企业、政府的力量，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适应性的溢价），未来将对认知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是简单的认字和算术），依靠人际互动（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的工作不会轻易被机器取代。

 

▲各国学校一年产生的人力资本差异很大

 

2. 发展中国家应当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不足造成的工种与劳动力不适应性将耗费昂贵的经济代价，降低全球竞争力，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故而可能引发国家震荡。

 

3. 利用儿童早期教育（义务教育）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这是一个最为未来劳动力市场建立有价值技能的有效方法，并能推进工作合约正式化。同时，政府还应部署高等教育和成人学习。

 

▲大脑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4. 各国没有迫切的人力资本投资欲可能是因为缺乏明确的投资回报研究，目前几乎没有公开的关于卫生和教育系统是否正在产生人力资本的数据。对此，世行建立人力资本项目，旨在推动各国政府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中的社会保护和劳动制度

 

5. 政府应通过社会援助保护公民利益，并依据工作性质变化设置合理的保险制度，劳动法规可以采用“渐进式”概念，考虑非正式工作性，方式更灵活，以促进工作转换。

6. 目前的社会契约在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中都被打破，一些发达国家似乎也在抛弃旧模式。因此个人需要关注人力资本投资，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改善新生儿/儿童的就业前景。

7. 必须严格社会契约，特别是富人纳税环节。这听起来无需一提，但事实上很多国家明明可以做得更好。

8. 平均而言，跨国公司仅在司法管辖区报告近60%的总收入的报告，有效税率低于5%。全球税收制度的结构允许跨国公司从事基础侵蚀和利润转移。经合组织（OECD）估计，世界各国政府每年错过了100到2400亿美元。

 

9. 数字商业生态下的避税问题演变的更重。企业收入税收规则，包括双边所得税条约，是建立在物理存在。这意味着, 数字平台公司位于一个 (低税) 国家向另一个 (高税收) 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在线服务有一个不公平的优势。

10. 政府必须制止避税，重新审议税法，遏制企业钻双边贸易的税收差空子，（通过G20）修改国际税收规则，发展新的数字经济征税方式。

11. 发展中经济体的税收仅是发达经济体的一把，这使得政府无法提供上述需要的社会保障、人力资源投资等。对此，有几个常用的解决办法：征收或增加烟草和碳税，使跨国公司或平台支付与在其他国家同等份额的公司税，取消一些国家的增值税免税，取消针对别国的能源补贴等。

 

尾语

 

我们认为，随着技术变革周期的缩短，新技术推广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之久，这意味着技术变革过渡期旧工作模式需要更快的转变为新的工作模式。数字化和自动化时代的工作本质是工作技能要求的提高，特别是认知技能、社交情感技能等，这也就对新时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做出了要求。没能搭上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工业化快车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抓紧调整本国的教育体系、税收体系和保障体系等。

（来源：智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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